清代山東運河船閘啟閉制度研究——以聊城為例

竇重沂1? 鄭民德2

(1.聊城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山東 聊城 252000;2.聊城大學 運河學研究院,山東 聊城 252059)

[摘要]聊城是清代山東運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有著顯著的河工、商業、漕運地位,該段運河上閘座密布,對于水源控制、漕船通行有著很大的意義。這些船閘有專人進行管理,有著嚴格的啟閉制度,其中會牌與并塘作為重要的水源控制模式,能夠保障漕船處于一種水源相對充盈的河道之中,使國家糧運得以順利進行,在國家河政、漕政體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關鍵詞]會通河;船閘;聊城;會牌;并塘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清山東運河河政、河工與區域社會研究”(16CZS017)階段性成果。

清代運河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命脈,有著系統的管理、運作制度。作為控制水源、保障船只順利通行的工程措施,清代運河船閘不但有專人負責啟閉、維護,而且國家制定了詳細的會牌、并塘制度,以保障運河水源充裕及提高漕糧運輸效率,防范各種弊端的出現。目前關于清代運河的研究,多關注于河道總督、漕運制度、運河城鎮與商業方面,而對于運河管理的基層群體,如閘官、閘夫、淺夫、壩夫等和船閘運行制度方面著墨不多,吳欣在《史林》2010年第2期發表的《明清京杭運河河工組織研究》一文,對明清時期京杭運河的閘、淺、泉夫的設立、來源和組織形式加以考證探究,她認為河工組織既是一個制度概念,又是一個人群概念,由于不同河工工程的作用不同,不同的河工組織就采取了不同的管理形式,還將老人、小甲等原屬于里甲的管理形式借鑒到河工中來。柏樺與余同懷在《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9卷第1期發表的《明代閘壩官芻議》與于琪在《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發表的《明清時期京杭運河閘官研究》兩篇文章對明清時期閘官的設置與歷史沿革、閘官的職能與管理船閘方面進行了分析與研究。這些學術成果對于明清時期河工組織有所考證,但他們所探討的重點均不在船閘運作制度,也沒有系統地對建置、啟閉、閘規、沿革進行全面的論述分析,只是偶有提及,因此對該領域的研究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本文擬以聊城(含清代東昌府、陽谷縣、臨清直隸州)各主要船閘為視角,重點探究閘座啟閉制度及其帶來的深遠影響。

一、聊城運河船閘建置沿革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為解決國家財政與大都的糧食問題,加強對江南地區的掌控,下令將隋唐大運河截彎取直,開鑿會通河,實現了京杭大運河的南北貫通,并衍生出一系列河工河政及此后數百年輝煌燦爛的運河文化。而途經山東的會通河,與其余各省河道的地勢與水源狀況差異大。山東西部并沒有南北走向的自然河流可作為運道,而完全由人工開鑿的會通河水源匱乏,只能通過汶水、泗水、濟水、黃河等自然河道,沿運湖泊水柜以及泰山、萊蕪等地的泉源濟水,水量小且不穩定,受季節影響十分嚴重。并且山東西部地形復雜,為南北運河至高點,海拔落差大,故于汶上修建南旺分水工程與各級船閘數十座,用以節節提水和層層蓄水,故又稱“閘河”。明代詩人李流芳于《閘河舟中戲效長慶體》載,“濟河五十閘,閘水不濡軌。十里置一閘,蓄水如蓄髓”。[1](P16)閘河北段即為聊城運河,北連南運河,此段船閘的水源配置、啟閉得宜、走船數量的掌控對于會通河與衛河的匯流、漕船入衛河是否通暢影響巨大。此段共有船閘14座,以周家店閘南北分界,南歸捕河廳管轄,北歸上河廳管轄,為山東六廳之二[①]。而其閘距、閘官與閘夫等建置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清實錄》、陸耀《山東運河備覽》中均有所記載,詳見表1,

表1? 聊城各閘空間分布[②]

 

閘距(里)

閘官數

閘夫數

從屬機構

板閘

0

1

40

上河廳

磚閘

5

0

40

上河廳

戴家灣閘

30

1

30

上河廳

土橋閘

48

1

30

上河廳

梁家鄉閘

15

1

30

上河廳

通濟橋閘

30

1

30

上河廳

李海務閘

20

1

30

上河廳

周家店閘

12

1

30

上河廳

七級下閘

12

0

20

捕河廳

七級上閘

3

1

20

捕河廳

阿城下閘

12

0

20

捕河廳

阿城上閘

3

1

20

捕河廳

荊門下閘

10

0

20

捕河廳

荊門上閘

3

1

20

捕河廳

由上表可知,聊城各閘建置規格均由國家規定,并由專門的機構管轄。

二、聊城運河船閘的管理

作為會通河咽喉,聊城境內每座船閘的運作都十分關鍵,其啟閉是否得宜,蓄泄是否合規,閘規能否嚴格執行都直接作用于國家漕運,而核心就是閘官。盡管閘官品級很低,多數僅為從九品,但責任重大。閘官的任免,以及與運軍和地方利益群體的關系往往錯綜復雜,甚至會面臨士紳豪強勢力的欺壓和地方武裝的威脅與沖擊。為此,國家利用閘規與漕規規范監督閘官,也賦予其親自挑選閘夫的職權,“嘉慶二十二年,經御史盧浙奏準,江南山東運河一帶閘壩重疊,漕船經行提溜打閘必須添雇人夫,責成閘官專司其事,所有漕委員弁一概不許干預”。[2](P1064)

閘官級別雖低,但在保障管閘權的獨立性與權威性方面卻影響很大,其管轄的開閘走船不僅控制漕船抵達京城的時間,還關系到水源調配,甚至會影響地方官的政績。不過國家雖然賦予其挑選閘夫的特權,但其品級太低,人微言輕,許多過閘的欽差大臣、運軍或地方豪強勢力都會欺辱閘官,強迫其開閘,甚至闖閘,給閘官的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國家為此也制定了相關法規,組建河標、漕標來保護運道,“凡內外顯要官員,多置船只縱容家人于漕運河道往來貿易,奸棍假借名色恃強闖閘,及欽差赴任官員額外私帶貨物者,河道等官指名呈報河漕總督參處,倘有徇情不報,一并題參。如已經呈報而總河總漕徇情不舉,事發一并治罪,載在會典。一運官停泊漕船,不聽督催,凌辱閘官,責打閘夫,及代去閘板泄水誤漕者革職究議”。[2](P1053)“而管閘官牌毎苦于勢豪船只強欲啟板放行,少拂其意輒加嗔責,蓋行者赴家,其心本急,而以王程難緩倍道疾趨者亦或有之,但漕河關系甚大,似不可以一人之私,而重妨國家之大計也”。[3](P353)“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幫次爭先斗毆者,聽所在閘官,將應問之人拏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4](P467)

雖然閘官面對官員與地方豪強大多軟弱無奈,但仍不乏貪財狡詐之徒,甚至出現了敲詐勒索,以權謀私,收受賄賂私自開閘等違法亂紀的現象,“衛河水大,則倒灌臨清閘內,以淤運道。水小常賄臨清閘官,于板閘底下作弊,放水出口使糧船稍得行動,不然竟擱住不行矣”。[5](P63)國家為了防止閘官舞弊,也制定了嚴格的法規加以約束,“聞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事,待候完糧回日提問,其間內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人錢物者亦治以罪。”,[6](P665)“其閘官人等,用草卷閣閘板盜泄水利,串同取財,犯該徒罪以上,亦照前問發”,[3](P624)“如閘官有浮設官纜,多索夫價者查出嚴參”,[2](P1064)即使有國家規定,但其中不乏閘夫徇私謀利的情況,“而徇私謀利者尤莫過于閘夫,且有閘夫啟板而閘官不知者,尤宜嚴飭,閘夫使各依閘規方無錯誤”。[7](P18)

此外,社會動蕩時期船閘還會受到地方武裝的威脅和攻擊,強盜匪徒的劫掠尤為嚴重,閘官與閘夫大多難以生還。滿載著漕糧和土宜的漕船往往是劫匪的首要目標,為此劫匪通常攻占船閘,殺害閘官,控制漕運樞紐,既可以守株待兔,搶劫南來北往的運糧船只與商貨,又可以威脅國家漕運大政,讓中央政府如鯁在喉,借此擴大聲勢。明末崇禎年間著名的梁山李青山起義即是如此,“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閘,運道為梗”,[8](P4724)他不僅搶奪國家漕糧,還向路過運軍收取貨物稅收,直接切斷了明王朝的經濟來源。

綜上,閘座以閘官為核心,閘官的職權也僅限于閘務,而在其與各方勢力接觸的過程中易產生沖突或違規行事,造成的困難頗多,但無論是河督一系還是地方各級民政官員,都會幫助閘官完成工作,完成國家漕運。故閘官既受雙方共同領導,也受雙方的共同保護,依靠嚴格的會牌制度與并塘制度相機啟閉,開閘走船。

三、聊城運河船閘的運作

“自古立國引漕,皆有成式”,[9](P1613)自元代開鑿會通河,與之匹配的閘規就開始嘗試建立,但元初閘規不甚完備,出現了種種弊端,如船體過大等。許多商民為謀私利,加長船艙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有余,進入閘內無法調整。加之河道不深,水量難以保證,經常擱淺,阻塞運道。政府采取丈量石法用以嚴格限制,“與東昌路官親詣議,擬于元立隘閘西約一里,依已定丈尺置石,則驗量行舟,有不依元料者罪之”。[9](P1614)為解決運糧官員與地方權貴強行開閘造成的水源不足,元政府建立了最初的固定的啟閉制度,“乞禁治事,命后諸王,駙馬,各枝往來使臣及干脫權勢之人,下番使臣等,并運官糧船,如到閘,依舊定例啟閉,若似前不候水則,恃勢捶拷守閘人等,勒令啟閘,及河內用土筑壩壞閘之人治其罪”。[9](P1614)明清兩朝閘座啟閉制度在元代基礎上更加成熟與嚴格,主要由會牌制度與并塘制度組合使用,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馴還將閘河啟閉制度推廣到淮揚運河試行,“該臣初立清江浦三閘啟閉之法,題奉圣旨這筑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即便拿了問罪……謹查復舊規,呈將三閘匙鑰送赴漕撫衙門收貯,每日請發禁例,始定然亦恃有先奉,嚴旨昭若日星,故廢之雖久,而復之不難也”。[3](P354)清朝在明朝基礎上更加發展,面對山東運河區域日益嚴峻的運輸條件,一直嚴格執行會牌制度與并塘制度,甚至晚清道光年間還發揮著巨大作用,“將臨清閘板,暫行嚴閉,以資蓄水養船,俟汶、衛見長,再行并塘”,[10](P831)“北上再為啟壩放行,恐自韓莊以至邳宿,上下閘座既多水,復不能充足按照會牌啟閉”。[11](P528)

(一)會牌制度的運用

會通河為人工運道,需要外部水源接濟,幾乎全程借水行運,加之這一區域氣候干燥,降水偏少,水源極其匱乏,因此國家對于運河蓄水十分重視,“康熙三十五年欽奉諭旨遣官封閘必俟水滿開閘,著漕船行走,雖奉差緊要事務,如水不滿亦不許開閘,果有緊急由陸路行”,故利用船閘的啟閉合理節水異常重要,“東昌一帶在在淺阻,皆由啟閉失宜之故也”。[7](P113)為此中央政府創立了會牌制度用以控制開閘走舟,進而節蓄水源,“閘河遇春夏水微,務遵漕規啟閉,糧船到閘,必須上下會牌俱到始行啟板,如河水充足即相機啟閉,以速漕運,總不得兩閘齊開,過泄水勢”,[12](P422)“奏準運河各閘,收束水勢,全在啟閉得宜,會牌未到催漕各官不得逼令啟版,會牌已到司閘官亦不得故意遲延,如有違誤,該督題參治罪”。[13](P6448)閘河上會牌制度的運用非常頻繁和嚴格,“自嶧縣臺莊閘至臨清南板閘計四十八閘,每值重運,經行官民等船不得越漕啟放,以致泄水誤運”,[12](P1159)例如會通河南段三閘,必須嚴格執行會牌制度,否則會導致運道不暢,漕船受阻,“南陽閘官管南陽、利建、邢莊三閘,此三閘最關緊要,下板一不嚴而魯橋、棗林勢必淺阻,故此三閘與棗林閘均宜候會牌,必上下兩閘閉中間一閘乃可啟板,則水勢不致妄泄,而糧運無淺阻之患矣”。[14](P229)

聊城各閘會牌制度的制定十分完備,執行也十分嚴格,自南往北無一例外。以捕河廳所管轄的荊門上下閘與阿城上下閘為例,上下閘閘距很近,僅有三里,各有閘夫20人,共由一名閘官統領,閘下積船足夠,便趕往捕河廳換取會牌,以司啟閉,期間過程均由捕河廳監督管轄,“荊門上閘所關南旺以北運河之水也,其閘與天井閘相對,故宜設鎖如天井閘之制,而其鑰匙宜掌之于捕河廳,一啟一閉,繳上閘鑰匙使領下閘鑰匙,繳下閘鑰匙使領上閘鑰匙,不得混行開放以泄水勢”,[7](P114)“荊門下閘亦宜設鎖,其鑰匙亦宜掌之捕河廳,蓋此閘與在城閘相對,故亦宜照在城閘之例,與上閘之一啟一閉,庶乎蓄泄得宜而水勢常足矣”,[7](P114)“阿城兩閘,其上啟下閉,下啟上閉亦與荊門閘等……蓋此二閘與趙村、石佛相對,故宜與趙村、石佛之例一啟一閉,遞為開放,以蓄水勢,庶糧運不致于淺阻。亦如荊門閘繳上閘鑰匙則領下閘鑰匙,繳下閘鑰匙則領上閘鑰匙,則水有所蓄而不至大泄矣”。[7](P115)

由于會牌制度太過重要,為了國家漕運的暢通,保障會牌制度的嚴格執行,國家對于不遵漕規的罪犯和辦事不力的閘官處罰十分嚴厲,甚至一座船閘啟閉失誤,其發放會牌的管河通判也要受到牽連,“一閘官越漕起板,洩水誤漕者革職,該廳員不行稽查降一級留任,徇隱不報降三級調用”,[15](P203)“凡禁令,閘官非時啟閉,糧船不候會牌,官民船不遵漕規,擅自爭放,并頑民包攬夫役,盜決河防,或傍堤驅車占堤蓋房者,均有禁違者,并論如律”。[12](P1311)

(二)并塘制度的運用

與會牌制度相輔相成的并塘制度,是閘河上特有的運輸模式,也是會通河水源調配的重中之重。與會牌制度的節水相比,并塘制度的運用可以使距離較遠的兩閘間水位升高,保證運道通暢,不致漕船淺阻。七級下閘與周家店閘并塘之法主要為七級下閘放兩塘,周家店閘放一塘,或七級下閘放三塘,周家店閘放一塘,以水位達標為準。

康熙濟寧道張伯行《居濟一得》有載:

 

“七級塘河亦系上啟下閉,下啟上閉者也,但七級塘河止二里許,而至周家店則有十二里,二里塘河之水焉能足十二里河之用?此周家店所以每有淺阻。而七級放船必兩閘并啟也,夫兩閘并啟,既慮泄上源之水而下啟上閉,二里塘河又不足十二里之用,為之奈何?則惟有并塘之法焉,七級放兩塘周家店始放一塘,若仍不足,七級放三塘周家店始放一塘,再無不足之理。船愈多則水愈高,至船盡歸下塘而水仍留上塘,此法之至善者也。查七級塘河可灌六七十只,兩塘則有百余只,三塘則有二百只,即發會牌于周家店,令周家店啟板放船,此一定不易之理也。若一塘灌二三十只,兩塘止灌四五十只,而周家店即行啟板,則水仍多泄矣,故七級必盡塘灌放乃為得法也。若閘上積船太多亦宜上下兩閘齊啟放船更為便捷。”[7](P116)

 

而隸屬于上河廳管轄的戴家灣閘是聊城各閘并塘操作,維持運道暢通的一道難關。因為其距上閘土橋閘,下閘磚板閘之間的閘距較大,“戴家灣閘離磚板閘四十里,離土橋閘三十里,此閘最關緊要,啟閉一不如法,則七十余里之塘河未有不致淺阻者,故必蓄水既多,則放閘之時上下自無淺阻之患”。[7](P121)面對如此之長的閘距,為了保持運道暢通,便采取了船存塘內,多塘齊放的方式,根據塘內船只數量與水勢的大小差異,共分為土橋閘放兩塘,戴家灣閘放一塘、土橋閘放一塘,戴家灣閘放一塘、土橋閘放三塘,戴家灣閘放兩塘三種并塘之法。且戴家灣閘通常需常存一塘船(約百只左右)用以保持水位。“土橋至梁家鄉止十二里,至戴家灣乃三十五里,故十二里之水每不足三十五里之用,必須土橋放兩閘戴家灣始可放一閘,則上下之水俱足而無淺阻之虞矣。若照常例一塘灌一塘,則土橋以上必致淺阻而難行,若土橋放兩次戴家灣水勢仍小,即再放一塘是土橋放三塘而戴家灣始放一塘。合三塘之水以為一塘之水,合三塘之船以為一塘之船,而水又焉有不足者乎?而船又焉有淺阻者乎?又此閘離梁家鄉閘十里,離戴家灣閘三十里,以十里之水放入三十里塘內,故每有淺阻之虞,此放船之所以甚難也。法宜戴家灣閘上常存船數十只或百余只,則此塘之水可以接濟土橋之水,土橋放船自無淺阻之患。土橋放完然后戴家灣閘啟板,將前數十只或百余只盡行放出,卻將土橋新放下之船存在塘內,使土橋再放一漕,然后啟板將此船放出,又將再放之船存入塘內以接濟后船,如此節節放去,淺阻之患庶可免矣,此土橋放船之的著也”。[7](P120)

而戴家灣閘北連臨清的磚板閘,是船只過閘河的最后一站,往北即為衛河,水流平緩且河面寬闊,船只可自由航行,往來無阻。但是打開磚板閘便無法再蓄水,水都將流入衛河,浪費珍貴的水資源,故戴家灣閘應當多備閘板用以蓄水,而只需使磚板閘水位適中的情況下盡可能多的積船,可使更多船只駛出閘河即可。“此閘宜多備板塊,若水勢太大則此閘可蓄積,倘一放至磚板閘勢不能留矣。然此閘放船尤宜多,無論磚板閘能出不能出皆宜多放,蓋外河水小則船難出口,而磚板閘以上不可不多存船只者。則以船蓄既多,外河水一長即可俱出矣,若不先存船數百只,恐外河水一漲即欲放而無船,故戴家灣閘放船宜多”。[7](P121)

并塘操作需要湊齊閘下船只的數量,故而過程十分緩慢,閘內的運軍與商人要等待許久才可完成并塘開閘放行,少則三五日,多則月余,“疏閘密閘連一帶,南船北船此關隘,往年水小謹啟閉,十日五日閘邊待”,[16](P14)這也是造成船只過閘河耗時良久的原因之一,“一閘走一日,守閘如守鬼。下水顧其前,上水顧其尾。帆檣委若葉,篙櫓靜如死。京路三千余,日行十余里。” [1](P17)這期間運軍與商人可以上岸消費,娛樂,貿易經營,帶動了沿岸許多新興市鎮的工商業發展,如臨清,張秋,七級等運河碼頭工商業水平領先全國,成為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大關鍵點。

綜上,聊城運河船閘啟閉以會牌制度和并塘制度的規范使用為準則。嚴格的會牌發放使得相鄰閘始終一啟一閉,水源得以節蓄,漕船得以克服地形起伏通過會通河。而并塘的應用既可以抬高水位,保證運道暢通,又可以帶動沿岸城鎮的工商業發展,是山東運河船閘管理運作的重要手段。

四、結語

山東運河區域地形變化大,水文狀況復雜,水源嚴重不足。加之清代會通河河道日漸於淺,漕運環境大不如前,船閘管理運作難度很高。作為閘座的直接負責人,閘官首先要保證管轄范圍內的運道暢通,必須謹遵閘規,嚴司啟閉。除閘務外,面對運軍、官員、地方勢力的脅迫與商人的賄賂,是否清正廉潔與能否從中調節,合理開閘,維護國家漕運,成為考核閘官工作的重要標準之一。而會牌制度嚴格執行,啟閉得宜,則水源得以節蓄;并塘方式選擇得當,船只數量合適,水位達標,則水源充足,運道無淺阻之患。并且會牌傳遞情況和并塘方式的選擇對運河交通和沿線城市行商坐賈的買賣交易都有影響,閘官可以通過控制船只的停泊來影響運軍與部分商人上岸經商的時間,進而影響沿線城鎮的工商業發展。

 


 

[①]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河道總督一分為三,為北河河道總督、江南河道總督、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又稱河東河道總督)。河東河道總督管理山東、河南兩省黃、運河務,駐濟寧。分其治于運河道與兗沂曹濟道,各設管河道員一人;運河道下設運河廳、上河廳、下河廳,兗沂曹濟道下設張秋廳、捕河廳、泉河廳,均各設主官管河通判一人。廳下設汛,汛下溝通縣丞與閘官等低級官員,共同組成了清代山東河政體系,并沿用至晚清。作為閘河上溝通河道總督與下級閘官的重要一環,河廳不僅要完成國家布置的河工營建,還要直接負責轄區內船閘的啟閉放船、水量調配、河工經費等事宜,對保障運道暢通與漕糧的運輸具有重大作用。

[②]磚閘與板閘、七級上閘與七級下閘、阿城上閘與阿城下閘、荊門上閘與荊門下閘均屬上下閘關系,閘距較近,共由一名閘官統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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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棗莊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

[作者簡介] 竇重沂(1994—),男,山東平度人,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專門史專業2017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社會史,運河史研究。鄭民德(1982—),男,山東五蓮人,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明清經濟史、運河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