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河即所以保漕”?——清代黃河治理的政治意蘊探析(一)

賈國靜

(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山東濟南? 250100)

摘要:

清代高度重視黃河治理, 不僅撥付巨額帑金, 還置河督、設廳汛、創體制, 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干預力度。以往研究多認為原因主要在于清承明制, “治河即所以保漕”, 而事實遠不止此。不可否認, 在以內河水運為先的時代, 只要政治中心在北、經濟中心在南這一格局不變, 保障漕運即為治河的重要使命, 何況清初黃河泛濫為患深重。但與此同時, 在立足未穩、形勢復雜的情況下, 清帝還將治河納入了建構政權合法性的戰略工程之中, 救災捍患、廑念民生、祭拜大禹陵、封典河神以及探尋河源等, 均為接續治統的重要考量。至清中期, 盡管河難治官難選, 河務問題重重, 清帝仍積極探索, 竭力“事河”, 其原因除了“保漕”, 尚有延續慣性、恪守祖宗“家法”的考慮。由此, 作為清代最具雄心的工程之一, 黃河治理不只是水利工程, 更成為關涉甚重的國家政治工程, 彰顯著清代的政治文化傳統。

關鍵詞:

清代;黃河治理;保障漕運;政權合法性;祖宗“家法”

基金: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清代河政體制研究” (11CZS020) 結項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

引 言

對于清代的黃河治理, 侯仁之指出:“河督之設, 雖以治河為名, 實以保運為主, 而河乃終不得治。”[1]孟森亦曾言“元明以來, 建都在北, 而糧從南來, 運道獨恃一水。運河絕黃河而北, 故治河必先顧運”,[2]意即清如元明兩代治河之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漕運。即便關于黃河史的專門性研究亦作類似判斷。岑仲勉在《黃河變遷史》中談到:“清人的治河技術, 無疑比明人較為考究, 較為周密;但從大體上來講, 方略依然墨守著明人的成規——治河必須顧運, 并沒有什么新的發掘。”[3]國外史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此相類。20世紀50年代, 胡昌度在《清代的黃河管理》一文中強調清代治河的目的在于保障漕運, 甚至將清代的黃河管理體系視為漕運的副產品。[4]此后, 相關研究在涉及這一問題時大體沿循該觀點, 比如查爾斯·格里爾的《中國黃河流域的水治理》和蘭德爾·道奇的《降服巨龍:中華帝國晚期的儒學專家與黃河》。[5]

上述研究大體均認為清人繼承明制,“治河即所以保漕”。原因大致有四:第一, 囿于傳統政治史研究范式, 認為封建帝王的施政目的在于滿足統治階級的直接需求;第二, 局限于“清承明制”這一傳統邏輯認識, 將問題籠而統之, 認為只要政治中心在北、經濟中心在南這一格局不變, 保障漕運即為治河的重要使命;第三, 由于研究旨趣所在, 未將治河這一具體論題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進行考察與比較, 對中國傳統之治水政治以及清代治河之特點未作深究;第四, 的確有治河意在保漕的相關史料記載, 如首任河督楊方興言,“元明以迄我朝, 東南漕運由清口至董口二百余里, 必藉黃為轉輸, 是治河即所以治漕”; [6]再如《清仁宗實錄》中載“是此時, 治河即所以治漕, 不可稍有稽緩”, “治河即以通漕, 其事本一貫也”。[7]

誠然, 近年學界對于傳統政治史研究已作反思并取得了相當成就, 但在一些具體論題上仍未真正實現突破也是不爭的事實, 對清代治河的探討就是一個明證。本來, 在有著幾千年農業文明傳統的國度, 黃河治理與國家政治之間的關系密切而悠久。也就是說, 作為一個奠基于黃河流域的農業大國, 黃河治理乃安邦定國的應有之義, 無需由具體的事務引起。早在上古時期, 大禹因治水而得天下的傳說就是很好的證明。春秋戰國時期, 諸侯爭霸, 各諸侯國在重視發展水利事業以增強國力的同時, 以水為兵亦成為常態, 黃河往往變成諸侯爭奪的重要戰略資源;宋金時期, 多個政權對峙更迭, 基于地緣政治的考慮, 最高統治者極為重視治河, 除試圖以黃河為屏障外, 也有以水為兵這一考慮。[8]到了元明清時期, 由于國家政治中心北遷打破了原有格局, 以內河水運為先賦予了黃河治理更豐富的政治意涵, 保障漕運暢通成為其中的必有之義;若細加考察與比較還可發現, 清代對黃河治理的認知及實踐與明代也有了明顯不同。遺憾的是, 長期以來, 或為“治河即所以保漕”這一觀點所籠統解釋, 或因研究旨趣所在而遭忽視。[9]

本文不揣淺陋, 擬在反思“治河即所以保漕”這一傳統觀點的同時, 將清代的黃河治理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中進行考察, 不僅厘析具體實踐, 更重視探究實踐背后的深層考量, 以揭示治河在保障漕運之外更為豐富的政治意涵。不當之處, 請方家指正。

一、元明清三代治河力度之比較

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 中國歷朝歷代均非常重視黃河治理, 相較之下, 元明清時期的重視程度明顯加大。由于這一時期國家政治經濟格局的改變, 如何便捷有效地溝通已南移至長江流域的經濟中心與北遷的京畿政治中心, 成為亟需解決但頗為棘手的問題。據冀朝鼎考察:“在對皇帝的各個奏折中, 曾反復被提到過的關于基本經濟區與政治基地相距過遠的現象, 導致了統治者當局很明顯的擔憂。”[10] [11]眾所周知, 最終的解決辦法為開鑿疏通了聯系南北的大運河, 通過內陸水運將南方的物資運往京畿。而明清兩朝又因推行海禁政策, “對于這條運河的重視和倚賴, 遠超過元代”, “整個的南北運輸都倚賴這條運河了”。[12]對于這一局面, 明代王在晉曾言:

國家奠鼎幽燕, 京都百億萬口抱空腹以待飽于江淮灌輸之粟, 一日不得則饑, 三日不得則不知其所為命。是東南者, 天下之廒倉, 而東南之灌輸, 西北所寄命焉者。主人擁堂奧而居, 而倉囷乃越江逾湖, 以希口食于間關千里外, 而國家之緊關命脈, 全在轉運。13

不難想見, 保障大運河漕運暢通成為關系封建政權穩定與發展的大事。在影響漕運的諸多因素中, 黃河的問題最為突出, 因為“運河是南北方向, 中間又須叉過黃河, 所以和黃河的關系更大”。14對于因黃河奪淮與黃運交匯形成的黃淮運水系的復雜性, 清初學者顧祖禹總結如下:

河自北而來, 河之身比淮為高, 故易以遏淮;淮自西而來, 淮之勢比清江浦又高《河渠考》泗州淮身視清江浦高一丈有余, 自高趨下, 勢常陡激, 是也, 故易以嚙運。然而, 河不外飽, 則淮不中潰, 惟并流而北, 其勢盛, 力且足以刷河;淮卻流而南, 其勢殺, 河且乘之以潰運矣。病淮并至于病運者, 莫如河;利河即所以利運者, 莫如淮。15

至于這一復雜狀況究竟會給大運河造成怎樣的危害, 晚清一位西人認為:“大運河的危險地段就在黃河流域。它很快就要在這里消失。它的河床很容易被泥沙填滿。溝渠會被折斷, 航路會被阻斷。整個大運河會因此而被徹底拋棄。”16此言并非危言聳聽。考諸史實, 在黃運交匯處——清江浦附近河段, 大運河為黃水倒灌進而造成河床淤墊的情況屢見不鮮, 更不用說所遭受的黃河頻繁決溢之影響。如此一來, 元以后隨著國家政治經濟格局發生變化, 治河實踐具有了新的意涵, 保障漕運暢通成為重要使命。但是面對同樣的形勢, 元明清三代對黃河治理的重視程度以及具體的舉措力度存有明顯差異。

元朝曾以工部尚書賈魯為總治河防使, 專責河務, 這是我國歷史上由朝廷設置的職務最高的河官。17然而由于元朝力行海運, 又國祚短促, 并未開展多少行之有效的治河實踐。延及明代, 由于“河之為國家利害大矣。夫安流順軌, 則漕挽駛裕, 奔潰壅溢, 則數省縪騷, 國家上都燕薊, 全籍 (藉) 東南之賦, 故常資河之濟運, 又防其沖阻”, 18不僅高度重視, 還加大了管控力度。《大明會典》記載如下:

永樂九年, 遣尚書治河, 自后, 間遣侍郎, 或都御史, 成化、弘治間, 始稱總督河道。正德四年, 始定設都御史提督, 駐濟寧, 凡漕、河事, 悉聽區處。嘉靖二十年, 以都御史加工部職銜, 提督河南、山東、直隸三省河患。隆慶四年, 加提督軍務。萬歷五年, 改總理河漕, 兼提督軍務。19

《明會要》中也有類似記載:

嘉靖四十四年, 朱衡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 議開新河, 與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議不合。未幾, 季馴以憂去, 詔衡兼理其事。萬歷五年, 命吳桂芳為工部尚書兼理河漕, 而裁總河都御史官。十六年, 復起季馴右副都御史, 總督河道。自桂芳后, 河漕皆總理, 至是復設專官。20

而治河名臣潘季馴自己也有記述:

治河之官自永樂以至弘治百五十余年, 原無河道都御史之設, 故有以漕運兼理河渠, 如景泰之王鋐者, 有以總兵兼河道, 如天順之徐恭者。成化七年, 因漕河淺甚, 糧運稽阻, 特令刑部侍郎王恕出, 總其事, 八年事竣, 改升, 自后不復建設。凡遇河患事連各省重大者, 輒命大臣督同各省巡撫官治之, 事竣還京, 此祖宗成法也。至正徳十一年, 始專設總理河道駐扎濟寧。21

綜合以上三條史料不難看出, 明代的管控力度明顯加大, 相關官員品級較高, 后期還提督軍務;但亦可見此時河漕事務糾葛混雜, 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 河務由負責漕務的官員兼辦, 盡管自正德年間設有專官, 但是“河、漕二臣因治河議相左, 導致二度合并”, 后又因“一人無法總理二務, 遂復分設各理本職”。進一步講, 明代治河之目的在于保障漕運暢通, 為此設置了堪稱“龐大的治河組織, 規模屬初具, 尚未臻制度化”。22

至清代, 無論是重視程度還是具體的管控力度均遠超前代, 正所謂“河工, 國之大政”。23清入關之初, 襲明制, 設置總河, 綜理黃運兩河事務, 但亦有革新, 其中最為明顯之處為:總河成為常設職官, 自此至清末一以貫之, 專責河務, 并且品級較高, 為二品大員, 若加兵部尚書、授太子太保等銜, 則為從一品。康熙親政之后, 不僅將“三藩及河務、漕運”三件大事寫于宮中柱上以夙夜軫念, 24還多管齊下, 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首先, 調整河督及其下河官的選拔標準, 由原來看重操守改為注重治水技能與實踐經驗。為慎重起見, 康熙親自考選河督, 最終選定安徽巡撫靳輔, 將其簡拔為河道總督, 全權負責修守黃運兩河以及維持沿河地區的社會秩序, 并給以便宜行事之權。25此舉拉開了清代大規模治河實踐與相關制度建設的序幕, 在清代黃河史上具有坐標意義。此后, 采納靳輔的建議, 將河督駐地從山東濟寧遷到了江蘇北部的黃運交匯處——清江浦, 26這是自明代設置總河以來的重大變化, 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對黃河治理的管控力度大幅提升。不僅如此, 康熙還力排眾議, 先后撥付300多萬兩河帑銀, 支持靳輔興舉的大規模治河工程。

其次, 矯治河工宿弊, 裁撤南北河道各分司改歸道管理。如康熙“十五年, 裁南旺分司, 歸濟寧道管理, 又裁夏鎮分司, 所有滕、嶧二縣各閘歸東兗道管理, 沛縣各閘歸淮徐道管理”。27對此舉措, 康熙頗為滿意, 八年后還對眾大臣提及此事:“將南北河道各分司部官裁去極好, 他們知得什么河道, 不過每日打圍罷了”。28

再次, 劃分河段, 設置道、汛等專門負責河務的基層管理機構。如康熙“十七年, 山東、河南二省特設管河道員, 一應督修挑筑辦料諸務”;汛如豐汛、銅汛、郭汛等, 各汛設武職把總或千總一人負責河務, 有的加外委效用1—4人;還在某些沿河州縣行政區劃內設置縣丞、主簿等專門負責轄區河務的官員, 如康熙二十二年, “設江南省睢寧縣、安東縣管河縣丞各一人”。29

復次, 設置河兵駐扎河堤, 改河夫僉派為雇募, 以加強日常修守。如“康熙十七年議準, 江南省鳳淮徐揚四府, 裁去淺留等夫, 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三十八年, 江南省裁徐屬州縣額設歲夫六千九百五十名, 改設河兵三千三十名”。30

最后, 調整細化歲搶修經費管理、考成保固、物料貯購、葦柳種植等相關規定, 制定報水制度。所謂報水制度, 即鑒于“河源出于昆侖”, “上流水長, 則陜西、河南、江南之水俱長”這一問題, “令川陜總督、甘肅巡撫, 倘遇大水之年, 黃河水漲, 即著星速報知總河, 預為修防, 始得保全也”。31據《續行水金鑒》記載:“寧夏報水自此始。”32

在推出上述舉措之余, 康熙還于南巡途中多次親臨河干, 指授方略。對于康熙南巡之目的, 學界多認為在于“治理黃河, 雖然也兼有‘省方察吏’、了解民情以及籠絡爭取南方知識分子的目的, 然而這都屬于次要的”。33近年, 有學者提出首次南巡“原為東巡”, 但還指出東巡之后即“南下視察河工”。34明顯可見, 康熙一步步將黃河治理問題引向了深入。

雍正承此態勢, 一面著力整頓自康熙后期日漸顯露的河工弊政, 一面推行改革, 加強制度建設。其中最重要的是雍正七年將江蘇段與河南、山東段河道分隸, “授總河為總督江南河道, 提督軍務, 授副總河為總督河南、山東河道, 提督軍務, 分管南北兩河”。35通過這一舉措, 將河南、山東段黃河真正納入了中央直接統轄, 管河機構中的上層建制基本定型。此外, 雍正還完善河工賠修與料物貯購制度, 規范河工錢糧管理, 調整河標營制與堡夫駐工制度等。如雍正二年申令:“嗣后給發錢糧, 交與諳練河務之人修筑, 如修筑不堅致有沖決者, 委官督令賠修。不能賠修者, 題參革職, 別委賢員, 給發錢糧修筑。將所用錢糧, 勒限一年賠完, 準其開復, 逾限不完, 交刑部治罪, 仍著落家屬賠完”;36三年, 允準河督齊蘇勒所呈的葦柳栽種方案, 大力推行葦柳種植;七年, “將江南河工錢糧, 照舊復設管理河庫道一員, 以司收支出納”。至乾隆年間, 繼續加強管控, 其中管河機構中的上層建制延續前朝未作調整與變更, 但在河以下的廳、汛、堡等基層機構的建置上有所舉措, 并針對以往規章制度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暴露的問題予以規整。如額定河員人數, 乾隆元年“議定兩河效力文員, 南河一百五十員, 東河六十員, 停止武職投效”;為加強河工錢糧管理, 規定河銀“自乾隆二年始, 悉歸道庫, 一切收支解放兵餉修船之費, 俱由河庫道經管, 隨時報明查核”;37等等。

綜觀元、明、清三朝治黃史可以看到, 同樣面臨黃運交匯漕運易受阻遏這一難題, 清代的重視程度與管控力度遠在元、明兩朝之上, 正如清末山東巡撫周馥在一番考察與比較后所指出的, “未有千里設防, 員弁兵夫鱗次櫛比, 如國朝經營之密者也”。38由此, 以下問題也就引人深思:清前期何以如此高度重視黃河治理?又當如何理解康熙開創的相關體制建設以及大舉治河工程的局面?以往“清承明制”、“治河即所以保漕”的觀點基于政治中心在北、經濟中心在南這一宏觀格局, 未具體分析比較明清治河之實際情況, 因此, 不能對此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釋。對于為何派專人治理黃河, 康熙曾言及:“江堤與黃河堤不同, 黃河之流無定, 時有移徙, 故特放河員看守堤岸。江水從不移徙, 止交與地方官看守。”39其中并未提及漕務, 而是強調黃河因性情特殊需特別對待。此外, 綜觀康雍乾時期尤其是康熙朝的官方文獻, 也鮮有類似說法, 而是屢屢出現“修河事務關系甚屬緊要”、“河道關系最為重要”等表述。因此, 有必要作進一步考察, 從清初面臨的復雜形勢談起。

二、建構政權合法性:清前期治河的宏觀戰略考量

清入主北京后面臨局面之復雜, 遠非以往的改朝換代所能比。單就明清易代而言, 目前五種解釋模式, 無論哪種都未否認清入關時, 明政權已幾近滅亡這一事實。40借用孟森之言, “清僥天幸”;41亦如李伯重所論,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42這一事實與相關認知暗含著另一層意思, 即盡管清入關取明而代之, 但是否有能力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尚是個未知數。一般而言, 王朝建立之初顯示自身具有統治優勢的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正統觀”的選擇與確認, 不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 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43對于以異族身份入主大統的清政權來說更是如此, 這一點清帝深悉。《皇清開國方略·序》中有言:“大清興于東海, 與中國無涉, 雖曾受明之官號耶, 究不過羈縻名系而已, 非如亭長寺僧之本其臣子也”;“定鼎京師, 緬維峻命不易, 創業尤艱, 況當改革之初, 更屬變通之會”。44

考諸史實, 以往朝代建構自身合法性多從歷史的延續性以及對前朝弊政的修正等方面著手, 亦有通過良好的政績、良性運作的組織結構和一段時間的穩定來獲得的, 但有效地操縱國家象征符號仍是政府在大眾心理、情感層面進行努力的重要手段。45由于形勢錯綜復雜, 清帝在此問題上頗費心力。順治在位期間曾命人翻譯明《洪武寶訓》, 頒行天下, 自認繼明統治, 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 46甚至打著代明討“賊”的旗號剿殺農民起義軍。但是, 由于“夷夏大防”的觀念深植于傳統文化之中, 這些做法還遠遠不夠, 更何況“一統”大業并未真正完成, “三藩”實為隱患。康熙親政后, 針對政局未穩之局面, 煞費苦心, 多方考求。他“親制”的《日講四書解義序》中講到, “歷代賢哲之君, 創業守成, 莫不尊崇表章, 講明斯道”, 故欲達“唐、虞三代文明之盛”, 須將治統與道統合一, 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具。47他還撰寫《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 (習稱《泰山龍脈論》) 一文, 通過論證泰山龍脈發源于長白山來倡導滿漢一家、民族和諧。48在此背景之下, 治河亦被納入其中。

大禹因治水而得天下的傳說預示了黃河治理對于政治統治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這一點康熙非常清楚, 他第二次南巡的重點即為謁拜大禹陵。他還在途中時, 就命人修筑在明代已被毀棄的郯城禹王臺, “以御流入駱馬湖之水, 令歸沐河”, 以利治河;到達浙江后, 親自前往已形毀壞的大禹陵廟致祭, “率扈從諸臣行三跪九叩禮”, “以展企慕之忱”, “敕有司修葺”, “以志崇報之意”;并作《禹陵頌》, 序文曰:

緬維大禹, 接二帝之心傳, 開三代之治運, 昏墊既平, 教稼明倫, 由是而起。其有功于后世不淺, 豈特當時利賴哉!朕自御宇以來, 軫懷饑溺, 留意河防, 講求疏浚, 漸見底績, 周行山澤, 益仰前輝。49

明顯可見, 與甲子年首次南巡致祭泰山、致祭孔子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義一樣, 50康熙祭拜禹王陵行大禮并講述治河治績的意圖在于宣揚對道統與治統的繼承。

除祭拜禹王陵, 封典河神與探尋河源等舉措亦有此意。順治二年 (1645) , “封黃河神為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 “命總河臣致祭”。51康熙在第一次南巡途中派人祭祀, 后又加封為“顯佑通濟昭靈效順金龍四大王”。52雍正八年, 黃河“澄清六省之遙, 閱歷七旬之久, 稽諸史冊, 更屬罕聞”, 雍正認為此為河神所賜, 諭令在江南、河南等建有河神廟宇之處“虔恭展祀”, 并命人于“河源相近之處”, “擇地建廟, 設立神像, 春秋致祭”, 封號為“開津廣濟佑國庇民昭應河源之神”。53清入關之初即將河神祭祀納入國家正祀并不斷強化的做法, 既有治理水患之需要, 還有利用河神信仰這一象征符號克服階級與民族差異、培育共同體意識的考慮。54歷史上, 由政府主導的真正探尋河源的活動, 元代進行過一次, 清代則有三次, 分別在康熙四十三年、康熙五十六年和乾隆四十六年。康熙兩次派人探尋河源, 為大規模勘測全國山川地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中不僅有藉此鞏固疆域強化統治的意味, 還蘊有清帝重新定義中國以獲得統治合法性這一政治訴求。55多年后, 乾隆派人探尋河源起于一次大規模決口, 因此“告祭河神”, 探求黃河“真源”。56事后他不僅命人修撰《河源紀略》一書, 還留《黃河源圖》一幅于書案, 時常御覽, 并鈐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枚御璽。57考諸史實, 一般發生較大規模的決口, 清帝會在口門堵筑之后獎掖河官, 有時還派人到河神廟告祭, 而此次后續頗多, 耐人尋味。對于此舉, 《清朝通志》有載, 并言“大河靈跡, 至圣代而始論定”。58“圣代”一說當頗合乾隆心意, 而這又與其為圖長治久安重視建構政權合法性, 以及“治統原于道統”這一認知密切相關。

良好的治績不僅能夠為實現統治提供物質層面的保障, 還可以展示清廷的施政能力, 進而為獲取政權合法性增加砝碼。康熙親政初寫下的“三藩及河務、漕運”意味著在他心目中, 河務與三藩、漕運一樣, 是關系政權穩定與發展的首要問題。這可謂清入主中原以來治河思路抑或治河理念的重大調整。僅從這三項事務的內在關聯來看, “河務”于“漕運”的重要性已毋庸贅言, 于“三藩”關系雖屬間接但亦密切。因為鏟除“三藩”必須保障漕糧供應以及運輸的正常進行, 以確保戰略物資供應, 正如研究者所言:“在現代戰爭出現之前,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 糧食就是軍隊的生命, 而充足的糧食儲備, 就是其最重要的武器。”59由此亦不難理解, 盡管黃泛區百姓困苦不堪, 康熙這位以儒家“仁政”治天下的封建君主仍不肯蠲免漕項, 而是一再強調漕糧“供應進剿兵丁”, 關系重大;漕糧乃“軍國所需, 豈易驟言蠲免?”60再者, 由于在8個有漕省份中4個處于黃泛區, 欲保障戰爭所需也必須重視“河務”, 更何況此時“黃河兩岸二千數百里, 非一望汪洋, 即沮洳葦渚”, 整個黃、淮、運水系也近于崩潰, “淮潰于東, 黃決于北, 運涸于中, 而半壁淮南與云梯海口, 且滄桑互易”。61

但另一方面, 也不能否認清廷治河有著民生關懷, 這與其將“永不加賦”定為“家法”, 即便出現財政困境采用捐納的方式進行應對也不予更改類似, 有修正前朝弊政進行“朝代間比賽”進而彰顯統治合法性這一深層考慮。康熙屢屢講到:“河防之事, 甚屬緊要, 關系民生之休戚, 田廬之存沒”, 62“河道屢年沖決, 地方被災, 民生困苦, 深軫朕懷”。63一次親歷河干后, 他對靳輔強調, “必使此方百姓盡安畎畝之日, 方是河工告成之時”。幾年之后, 當親眼目睹了“所經宿遷諸處, 民生風景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時, 康熙又頗感欣慰地說:“民為邦本, 足民即以富國。”64在清帝看來, 治河救民對于穩固統治具有重要意義。考諸史實, 康熙治河的確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據民國時期吳君勉研究, “靳輔以后迄于乾隆中, 六十年間”黃河“無大變患, 稱為極盛”。65此后岑仲勉的研究也顯示, 靳輔治河后的幾十年“算是清代河務辦理最善而黃河又比較安靜的時候”。66 這在當時頗得朝臣贊譽。

康熙六十年, 諸王臣奏曰:

皇上參天贊地, 邁帝超王, 手定平成, 致海晏河清之盛, 身兼創守備文謨武烈之全。六十年治河之方略, 力挽化工, 古未有也。67

川陜總督年羹堯在密奏河工弊政時亦言:

自古帝王神禹而外, 未有能親治此事者。我皇上不憚勤勞, 費盡經營, 乃成一代之河防大政。68

這自然是臣下對帝王的阿諛溢美之詞, 但從一個側面亦可反映當時朝臣對于治河的認知也不僅局限于保障漕運暢通。

綜上可以說明, 黃河治理為清帝獲取政權合法性的重要環節, 為清代立國不可逾越的重大問題, 所謂“海晏河清”乃國家大治的象征, 黃河安則天下安。以往“治河即所以保漕”的觀點未對清前期重視治河的特定背景進行深入剖析, 也鮮少關注這一特定背景下清帝所做的與治河實踐密切相關的其他一些努力。即便到了清中期, 政權合法性焦慮已逐漸褪去, 清帝重視治河亦不單是為了保漕, 另有深厚的政治文化意涵, 這又與康熙開創的重視治河之局面密切相連。